司马光的名字,大家都不陌生,笔者孩提时也是看到“打破缸”的故事而知此人。若按如今时尚评选古代十大杰出少年,想来这位聪慧幼年郎必名列其中。
司马光出身于书香门第,世代在朝为官,父亲司马池是仁宗朝的名臣,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 。司马光受家庭熏陶,勤奋好学,少年时就“手不释书,至不知饥渴寒暑”,20岁时考中进士,可谓功名早成。但他并不因此而骄傲自满,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,不求虚名。步入仕途之后,他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,音乐、律历、天文、术数等方面的知识都极为渊博,经学与史学更是造诣深厚。
当时,北宋建国近百年,己经出现种种危机。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,以积极用世的态度,连连上疏,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,大致是以人才、礼治、仁政、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。
在他本人的政治生涯中,也始终坚持原则,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;多次犯彦直谏,当廷与人辩论,从不顾及个人安危。
在熙宁变法中,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。就其竭诚为国来说,二人是一致的,但在具体措施上,则各有偏向。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、军事上存在的问题,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、军事改革措施,来解决燃眉之急。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,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,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,即使改革,也一定要稳妥。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:但实际上是一种在“守常”基础上的改革方略。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,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,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,政治上是成熟的。
在政见不同、难于合作的情况下,司马光退居洛阳,编纂史书,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,提取治国的借鉴。司马光著史书,可以说是他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。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,自己选择助手下属,并将这部书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,亲制序文,以示重视。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,神宗还将几千卷旧书赏赐给司马光作为参考。
修书所需笔、墨、绢、帛等费用,全都由国家供给,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。司马光选择了刘恕、范祖禹等人做他的助手,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,又与司马光在政治、史学上观点一致,所以在编书过程中能够通力合作,各显其才。但最终使《通鉴》达到光辉顶点的,还决定于司马光的精心著述。
这部《资治通鉴》略古详今,实属旷世杰作,重点着眼于探讨君主执政过程中的得失与国家兴衰的道理,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记载有关的政治事件,但对于军事、经济等其他方面也多有涉及,仅就其选择、收录中国古代政治史料来看,通过作者的剪裁消化、归纳运用,终成一部完整的政治通史体系,流传至今,对于警戒后世,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《资治通鉴》己经同《史记》一样,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,广为流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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