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自蕉赖的张友德，今年46岁，申诉他多次向女佣代理公司申请正式女佣时，被代理人以各种理由推搪，只给他找来“临时”女佣。
当他成功聘请一名女佣时，却发现请到的是“问题女佣”。
他于是向代理要求更换女佣，代理却要他缴付5000令吉的女佣更换费。
他把事件入禀消费人仲裁庭后，成功索回3000令吉费用。
张友德说，他于今年1月27日到某女佣代理公司申请女佣，但代理公司却以种种理由，如女佣年纪太轻，不能受聘及女佣无法通过健康检查，让他长久请不到长期女佣。
不过，在这期间，代理公司为他提供临时女佣，每日工资35令吉，但这些临时女佣的表现欠佳，造成他必须经常更换这些临时女佣。
他指出，由于第三名临时女佣表现不错，他也不想费时等待，便向代理公司申请将她转成长期女佣，并缴付共7000令吉的女佣聘请费及临时女佣的工资给代理公司。
女佣“发疯”搞破坏
他说，这名女佣来到他家里时，他就要求女佣根据时间表做家务，岂料女佣便开始“发疯”，不只不愿做家务，还乱丢东西、耍脾气等。
有一次女佣更谎称自己生病，在马桶里吐血，但身体检查报告出来却显示她身体状况良好。
“我发现女佣有问题后，便把女佣送回代理公司处给予辅导。可是女佣“回来”后情况更糟，用洗地清洁剂洗碗碟、用厕所刷子刷衣物及破坏家具等。”
他表示，女佣过后从家里逃走，还躲到女佣代理公司总部去。
他再次要求代理公司更换女佣，但对方却表示必须缴付4500令吉更换费。
他感到不满，于是入禀仲裁庭，要求索回逾6000令吉款项。
另一方面，代理公司的答辩人指出，国外代理取消让女佣受聘并不是他们所能控制。
另外，受聘女佣也声称受到不合理的对待，才私自逃回代理公司，并非公司指使。
仲裁庭主听过双方的意见后，判决代理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及临时女佣工资后，必须赔偿3500令吉给张友德。
同时，由于张友德不愿直接把女佣工资缴付给代理公司，庭主判决他必须把1000令吉的工资付给“问题女佣”。
聘请外劳女佣制度差
笔者针对上述特别劳资个案，特别谘询律师，律师以其专业态度回答：“致所以大马国内衍生许多雇主与外劳的纠纷，主要是我国至今仍未拟妥一份较系统化及统一合约的征聘外劳制度！”
他形容，法令的范畴既然未臻理想，我们可以通过有关单位、专业人士或人力资源部等来妥协，拟出一份较有公信力的合约。
我们也不能一味指外国女佣刁难雇主或雇主特地欺凌女佣，因为假如法律的结构出问题，各方都蒙受损失，即财力、人力、物力！
雇主女佣告上庭
试想，一个印尼女佣“活得不像人”，而像一个奴隶，连基本的公积金、杜险、加时津貼及周假都没有，这类行尸走肉的生活，苦不堪言。
所以，以一个局外人来看待此劳资纠纷课题，双方都可以向消费人仲裁庭提出诉讼，而让正义的法律给予一个公道。
至于雇主方面，也是烦不胜烦及“防不胜防”，他们对一个语言及宗教不同的外国女佣，而且几乎许多都没有受过特别辅导及训练的人，如此 “货不对办”，“物非所值”的征聘制度，简直是一项“空売”劳资理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