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担心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扩散，韩国政府早把个人私隐放在一旁。为了追踪病人，它早已运用闭路电视、手机定位服务、交通卡纪录等大数据，追踪和公开感染人士在确诊前14天的国内动向，钜细无遗。而韩国人对于这种公开患者资料的做法，竟然毫无异意，甚至还有人嫌公布内容未够详尽呢。
韩国把新冠肺炎病毒归入“一级传染病”，几乎从一开始便着紧于追踪病毒源头，藉着患者义务提供的资料、出入境纪录、信用卡纪录、闭路电视画面等，确认患者的移动路线，并由疾病管理本部每天在简布会和官方网页上，公布确诊者的居住范围、年龄、性别，及其确诊前14天的每天主要活动。
由于五年前韩国也发生过中东呼吸综合症（MERS），导致186人受感染、38人丧命的大规模感染，因此它修订了《传染病控制和预防法》，赋予公共卫生部门取得受感染或危险者资讯的权力。保健福祉部能提供患者行踪资讯，医生亦可从数据库查核患者曾否外游或往访其他医务机关。
采用数码技术能提升隔离检疫效益，但事涉侵犯私隐争议外，有专家质疑如此详细公开的效用。首尔大学预防医学教授金润认为，某些地方行政机关以“居民知情权”为由，把确诊者出没过的场所巨细无遗的公开“并不合理，亦无科学性或公益性的根据”。
世卫西太平洋地区协调COVID-19应对小组官员马哈茂德（Abdi Mahamud）表示，运用大数据有助早期侦测及应对病情爆发，可是诠释资讯需要审慎。澳洲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专家西尔维（Linda Selvey）指出世人对武汉肺炎的传播认知匮乏，发布个案资料时须加考虑。
韩国有出院患者表示，政府公开他的活动资料，显示他从武汉旅行回国后在首尔的行踪，使他备受非议；在确定他传染给了与之共膳的男子，该男再传染了其妻儿、朋友，又令他被冠上“超级带病毒者”之名。他接受隔离期间，看到指摘批判他的舆论、网上新闻报道下的留言，平添不安、不快和焦虑。
